李定国仍是迟迟不下了决心，因为他总觉就此降顺实是愧对义父张献忠。
直到除夕这天下午，义兄孙可望单骑前来。
兄弟二人再次相见，内心均是苦涩。
孙可望也不知如何对这义弟说起自己降顺的事，踌躇再三，还是苦笑一声，从怀中摸出几个红包塞到义弟手中，道：“这是监国给你及妻子，还有嗣兴的红包。”
“红包？”
定国愣住。
“过年了。”
孙可望看了眼远处的塞墙，轻叹一声：“自随义父起，你我兄弟有多少年没有过年了？”
“崇祯三年到如今，十七年了，这日子过得是真快，当年兄长十六岁，我才十岁。”
回忆往事，李定国也是感慨万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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